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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时代的北京发展最需要文化传承

    时间:2019-12-02 16:24来源:未知 作者:襄阳热线 点击:
    新时代的北京发展最需要文化传承

    宗璞,原名冯钟璞,1928年出生,当代作家。哲学家冯友兰之女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,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既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,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,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,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红豆》《鲁鲁》《三生石》,童话《寻月记》《花的话》《总鳍鱼的故事》,散文《西湖漫笔》《紫藤萝瀑布》等。出版了多种小说集。由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《北归记》《接野葫芦》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,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。

    记者:您在《我爱燕园》中,作家宗璞无比深情地赞美燕园。您与燕园,是怎样的感情?

    宗璞:考究起来,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学生,也从未在北大任教或兼个什么差事。我只是一名居民,在这里有了三十五年居住资历的居民。时光流逝,如水如烟,很少成绩;却留得一点刻骨铭心之情:我爱燕园。因为那些记忆,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,都同样珍贵。因为那属于我自己。

    【名家话文化】宗璞:新时代的北京发展最需要文化传承

    记者:去年您完成了《野葫芦引》的最后一部《北归记》。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,《北归记》在对知识分子与时代深在关系的书写中,展示了一位老作家艺术上的宝刀不老和思想上的历久弥新。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粹的艺术品质,也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白。我注意到小说中对于北平也有真挚热情的书写。

    宗璞:是有一章《北平,和我一起飞》,北平记忆非常清晰:

    亲爱的北平,我们回来了。我们是飞回来的。本来空中就是我的天下。空中的路是胜利之路,我离开你的时候年纪太小,印象太少。记得的只是方壶,方壶后面的小溪,和小溪上的萤火虫;城里面只记得香粟斜街的住房和后花园。大人们的怀念和叙述,包括小姐姐的描述在我心中建造了北平城。北平,你是我们心中的城。我们回来了。

    记者:《北归记》中抗战胜利后主人公从重庆坐飞机返回北平,您也借小说中人物倾注了对北平的思念。

    宗璞:当飞机抵达北平的时候,时光已经到了下午,小说中人物的心情是真实的。

    有人在舷窗边大喊“北平!我看见了!”,许多人拥过去看。果然远处城郭在望,飞机下面树木渐渐多起来。有人大叫“那里有一片水!”有人回应那是“昆明湖!”飞机到达北平西苑机场。飞机停稳了,扩音器里传出好听的声音:“北平,到了。”人们这倒安静下来,坐着不动。

    机舱门拉开了,一位工作人员出现在门边,他是从地面上来的,他站得笔直,大声报道:“北平,到了。”这用熟悉的口音说出的几个字,大家听起来如同仙乐一般。

    记者:早在1957年,您的短篇小说《红豆》即讲述了北京解放前夕,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。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,您都将这座古城誉为“心中的城”。您无数次将北京设置为作品的背景,也无数次不惜笔墨赞美燕园之美。

    宗璞:我1928年在北京出生(民国期间更名为“北平”),抗战爆发时,全家人自北平南渡前往云南昆明,我进入西南联大的附中学习,在昆明一呆就是八年。我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读书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,因为这段历史,对我的童年和少年影响太深了。我想写写父兄辈的历史,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风骨,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。

    记者:北京的文化传承在您的作品中也多有呈现。

    宗璞:我的少年时代在昆明,八年抗战,虽然生活很艰苦,却并没有人说要去躲避艰苦。因为有抗战必胜的信心,大家精神上是蓬勃向上的。在我印象中,父亲冯友兰、闻一多先生、朱自清先生等老一辈学者,生活很苦,可是他们一方面教书,一方面写作,从来没有浪费光阴,总是很认真负责地在做事。他们希望把学生教好就是把文化传承下去,我们的文化不能断。一个民族和文化能够传承下去,文化就是活的。老一辈的先生们,用他们的心血培养学生,就是要传这个薪火。

    记者:在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上,《北归记》中借刘仰泽和李涟的争论,引用了冯友兰《新事论》的观点。

    宗璞:引用父亲的作品并无其它什么深意,我只是写出事实。在《南渡记》中我写了演出今人《曹禺》的剧本,这是事实。讨论冯友兰的书也是事实。因为这种讨论很有意义,我不能因为是父亲的书就“避嫌”。

    如果我父亲写了一本《菜谱》,我想我不会把它写进小说里。写这种讨论和冯友兰是不是我的父亲没有关系。1946年《新事论》已经出版了,其中《别共殊》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文化的方向,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,实际上是他们所属的时代不同。西方文化是现代的,儒家文化是中古的。我们不能照搬一个个体,就是说不能全盘西化。可是可以从一类当中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。对于儒家文化来说,文化是生长的发展的,是可以增加和去掉的。我们可以发扬儒家的优点,改掉它的缺点。

    记者:我们总在说当代缺乏大师,您怎么看?

    宗璞:在小说中,我多次写到罢课,我是不赞同罢课的,因为罢课旷日持久,耽误太多学习。我在什么地方看见北大以前的校长数学家丁石孙说过,他在学校没学着什么,他的数学大都是自学的。有些人能自学成才,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我们这一代人学问比上一代不知差了几个十万八千里,下一代人就更不行了。多位大学校长念白字,有一位说:他们上山下乡没念什么书。我看这位校长很勇敢,说出他念白字的主要原因。这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是多么大的损失。

    出不了大师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。要能自由地思想,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空间,对于每个人说是这样,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样。只有在整个社会很高明的情况下,才能出更高明的大师。这就叫作水涨船高。没有水船就不能高。什么都要照着一个方式就不行。我在小说里表达过这样的意思,大家还是看小说吧。

    记者:《野葫芦引》面、细致、深入地刻画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,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里绝无仅有。有评论者认为,您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,体现了“漂泊与坚守”,“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”。您在作品中其实也是表达的中国文心的薪火相传。

    宗璞: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境界与现在的距离很大,以致有人认为我写的人不够真实,他们很难想象,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,毁家纾难,先公后私。

    其实,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,我自认为写得还不够。“野葫芦”是一段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故事,是小说,也是历史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一大批教授、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,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“圣地”。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他们精神富有,理想不灭。

    我写这部书,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,任何事情要有人做,要有人担当,也就是责任感。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,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,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    记者: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认为“在文坛上,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。近30年来,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,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。”但是您的写作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

    宗璞: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,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。人道是锦心绣口,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,我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。从写《东藏记》开始,我的视网膜脱落,头晕频频发作,半边身子麻痹。第四部《北归记》距第一部《南渡记》过去了整整30年,半个甲子里,书中人物的命运也经历了一个循环。我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眼睛。很痛苦,老是觉得心情沉重,有压力。但写的时候,又总是能够全身心投入。每一章要写的事情,我先粗略地大致写,再仔细地写,每一段都要改好几遍,我口授,助手打字出来,再念给我听,再改。改得还不见得到位,有的时候是不懂,有时候有错字,就再改,改好几遍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,可是我克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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