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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只表扬不批评是社会问题

    时间:2019-07-06 18:39来源:未知 作者:襄阳热线 点击:
    只表扬不批评是社会问题






    作家方方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性,性情粗犷豪放,颇有女侠之风。

    这一方面是由于家族基因在她身上的自然流淌,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曾撰写过“讨袁檄文”,而她自小也被长辈教导要做一个正派的人;另一方面,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,文革时期,她曾在武汉市的运输公司做过装卸工,身上侵染了工人的习气,即便后来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,成为著名作家,工人的“底色”却依然不改。

    她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,后来进入湖北省电视台担任编剧。33岁那年,她凭借小说《风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,被批评界认为是“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”,成为“新写实派”的代表作家。此后的三十年,她陆续发表数十部小说和散文,这些作品大多以武汉为背景,刻画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爱恨情仇。

    无论是《万箭穿心》中高傲倔强的下岗工人李宝莉,还是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中从贫寒农村考上大学、却终究难以融入城市的青年涂自强,他们身上都有坚韧不屈的性格,却最终都难逃命运的恶意,这些极具现实关怀的故事,都是社会残酷性的某种缩影。她最新的作品关注土改时期的悲剧,提醒人们不要让历史被时间“软埋”。

    近年来,方方频频因公开批评一些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焦点。即便身居湖北省作协主席的“高位”,她却依然像个体制外的批评者,对跑奖者公开质疑,对某诗人职称晋升中的违规操作点名批评,也为遭遇不公的作家仗义执言,她对一般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发声也远超大多数同行。而今已年过六旬,她仍像个愤世嫉俗的青年,近日,新京报专访了这位知识分子型的作家。

    作家方方

    天才在你不经意的时候,就冒出神作

    新京报:你最近在读的是哪些书?为什么选择它们?

    方方:去年夏天,和同事一起在丽江的玉湖村小住了一阵子,想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。所以回来后读了顾彼德的《被遗忘的王国》等与丽江历史相关的书。此外,重读了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和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。前者没有什么原因,因为以前读得比较粗,一直想重新读一遍,后者是因为要写一篇关于《骑兵军》的文章,觉得动笔之前,应该再通读一遍才是。此外,还读了一些其他书,比如一些朋友的书,以及一些出版人给我寄的书,通常这些书我拿到手时,正好有空,就会马上先读。读书其实经常不需要理由,觉得想读时,就读了。

    新京报:过去一年,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哪一本?

    方方:去年没有太关注新近出版的作品,经典的自然是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。重读会比初读时有更多的体会,以及读出作家潜在的表达。

    《骑兵军》,作者:伊萨克·巴别尔,译者:戴骢,版本:漓江出版社 2019年2月

    新京报:回顾个人阅读史,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一本?对你影响最大的书和作家有哪些?

    方方:没有算过。因为古典文学作品,尤其诗歌,重读的次数应该是很多的。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和作家,我无法认定,但凡好的作品和优质的作家,应该对我都有影响。我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些影响。如果硬要提一个,应该是鲁迅吧。他的人和他的作品,我都是很热爱的。

    新京报:你最心仪哪种类型的作家?在你看来,一位伟大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?

    方方:当然是有智慧的作家。语言好的作家,哪怕内容浅一些,乏味一些,我也会觉得有意思。我不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家要特意去具备什么品质。我们得承认,有人就是天才,天才在你不经意的时候,就冒出神作。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,是不需要什么“品质”这类的词汇来框定的,因为你框定和归纳不了他们。

    新京报:你出生于书香门第,曾外祖父杨赓笙先生曾在二次革命中撰写讨袁檄文,你也经常为公共事件仗义执言,你的性格和社会责任感有受家庭影响吗?

    方方:长辈们要求后辈做一个正派的人。无论从事什么工作,做人要正派,要诚实。而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有这样的影响,就足够了。

    新京报:你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?为什么?

    方方:这个不应该是我来评价的。而且我也没有注意过那么多。我所知道的,鲁迅应该是一个吧。因为他独立,他思考并且把这些思考深刻地表达出来,他强硬,他既不屈从于权势,也不向小人退让,更不向恶势力低头。他忠实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他的强大来自于内心。

    《鲁迅演讲集》,编者:阎晶明,版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3月

    得罪一个人,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

    新京报:能否举出几位你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?如今的文学批评界,似乎更多地是在做“文学表扬”的工作,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氛围?为何严肃的文学批评传统会断掉?

    方方: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,但不优秀而被吹成优秀的可能更多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,这样的社会形态,让人不好说话。得罪一个人,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。如我,所有攻击我的事,都是从得罪柳忠秧开始。一个人可以结成多大一张网,我们是真不知道的。说谁的好话,漏掉了某些人,也一样会得罪人。媒体喜欢大家直言,但真正直言后,媒体既想显示自己公正持平,又惟恐天下不乱。

    比方,九十九个人批评某件恶劣之事,只有一个人不赞同这种批评。但是,到了媒体那里,却会以五五开的方式出现。不知情的人们,又多会相信媒体,相信五五开。于是,是非就没有了。如此这般,就是很多想说话的人,也不会吭声。况且,连媒体自己都天天做表扬,无论多恶劣的社会现象,也依然以表扬为主,怎么还要求作家、批评家站出来批评呢?只表扬不批评,是个社会问题,不单属文学界。什么时候媒体能够站出来大声批评社会时,文学界的一边倒式的表扬恐怕也就打破了。大家在同样的土壤生长,不是吗?

    新京报:你曾担任《长江文艺》杂志社社长兼主编,并称在杂志社期间十分愉快,你理想中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怎样的?

    方方:杂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,它至少是可以团结和引领大多数写作者的。引领人们思考,也引领人们审美。它可以创造流派,发现新的模式,并推动其发展壮大。最重要的,它不应该是上级文件的追随者,不是只用来歌颂政策。

    新京报:有人说未来文学会消亡,你认同吗?

    方方:我不觉得会消亡,但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,它或许不叫文学,但它的属性和本质,依然是文学。

    新京报:你自己的著作里,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?最遗憾的作品又是哪本?

    方方:每一部作品发表后,回头看都会觉得有遗憾。满意的不少,遗憾的也很多。我不具体举出了。

    新京报:你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?大致会怎样去构思这本书?

    方方:我最想写的是我父母家族的故事。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资料准备。至于怎样去构思这本书,还在构思中。

    现代社会,女性的地位不属于男性

    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作家的性别问题?作家的性别会对文学作品构成影响吗?有人认为,好的文学作品作者应该是去性别化的,你同意吗?

    方方:我不关注作者是谁,是男是女,我只关注作品好和不好。作家的性别会对文学作品有影响,但性别不会对作品的好和不好有影响。男女作家都写出过好作品和坏作品。所以,好的作品跟去性别化的,和性别没什么关系。

    新京报:女性作家在写作方面是否存在某些天然的优势或劣势?

    方方:应该有。但不是在所有内容上都有。比方说,我最近重读的巴别尔的小说《骑兵军》,我觉得女性作家恐怕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。但是女性作家因为情感丰富,心思细密,敏感并且富于想象,所以,女性作家写作是很容易的事。但是,把作品写好,却是男女作家都得共同面对的,没有哪个性别更占优势。

    新京报:当下社会,女性的角色从传统的以家庭为依归,转向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。一方面,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而提升,女性的独立意识在逐步增强;另一方面,新时代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,也在增加女性的负担。你塑造过像李宝莉这样的女性形象,如何看待今天都市女性的焦虑和困境?

    方方:其实,我一直认为,焦虑和困境不是女性的专利,男性同样也面对着这些。现代社会,尤其在中国城市中,女性的地位并不输于男性,并且女性的就业率也不算低,女性面对的问题,其实几乎与男性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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